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，转粮食关系时，我注意到定量由当学生时的三十二斤，变为每月二十九斤。我问为什么，回答说教员是干部，是脑力劳动，没资格高定量。对此，我很紧张。我身强体壮，饭量颇大，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，一顿就能吃下去。于是，我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，请求支援粮票。
半个月后，救命的粮票寄来了，我进食堂才胆壮一些，才敢站在圆桌边上吃。先前都是端回宿舍，怕守着售饭小窗口控制不住自己，当知青时有米一锅有菜一灶的作风很难改，一放开肚皮就全不顾了。每当我拿着粮票换饭票，拿着饭票、钱票丢排队买饭，我心里最羡慕的就是伙房大师博了，他们可以在旁人吃完之后，守着一大洗脸盆菜可够吃。馒头在大笸箩里，跟抓地里的石头一样方便。我心中忿忿不平，我虽然是教员，但经常得去地里干活（当时党校干校合一），伙房师傅风吹不着雨打不着，凭啥定量高，交的少，还随便吃？于是，我很想改行当大师傅。后来，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，把一个女打字员给勾引上了。气愤之余，断然打消改行的念头，宁愿吃不饱，也当教员。当时大讲精神变物质，我教哲学，备着课肚子叫，就在稿纸上画粮票，一斤拾斤到一百斤（我自己设计的），画成一摞一摞的。教研室主任问你这是干啥呢？我说我正琢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呢。
我的一个男同事，人长得不咋样，个子矮，脸上还有点扁麻子。可他的媳妇很俊，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粱，比他还小十来岁。我问你咋这艳福，他得意地说全靠六十斤粮票。低指标那年他从部队农场复员，手里有粮票，他给女方家六十斤粮票，事就成了。估计他说的是真话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六十斤粮票可是好东西呀，比后来的冰箱彩电贵重多啦，兴许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。
他问我准备在哪搞对象，我说就得在承德这搞了。他说那你得攒点粮票，一是万一女方家大人多，都能吃，你有粮票才能买点心啦馒头啦给人家带去，显得你挺大方，人家吃着也实惠，丈母娘还会认为你是过日子人；二呢，你娶了媳妇就有了家，熄妇就得怀孕，怀孕的妇女吃俩人的饭，你还不能总给人家喝粥，否则孩子都受影响。
我那年二十七啦，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，于是，我下决心，起码在搞对象前攒六十斤粮票。手中有粮，心中才不慌嘛。老人家早有这话，咱原先没领会其中的深刻意义，得抓紧落实。
那时候，家在农村的干部手里的粮票并不很紧张，据说是家里往粮站卖粮，就有了粮票。我不行，我家人全在天津市，全靠粮本上那点粮食，支援我也很有限。我这个人又不大爱交往，有空就看书，也没有一位粮票富裕的朋友。思来想去，觉得只能靠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处理好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，去解决粮票问题。所谓内因，就是肚子内部需求太大。解决这个没别的法儿，只能控制，对它实行“专政”，不许多吃，逐渐减少需求量；所谓外因，就是利用一切机会，遇到不要粮票的东西，尽量多吃。比如去地里干活，偶尔食堂也会白给一顿高粱米饭，那就不客气了，就放开肚皮猛吃。另外，就是一旦有便宜菜，也要抓住机遇不放过。有一阵闹口蹄疫，这是很厉害的传染病，食堂忙把猪宰了。两毛钱一份炖肉，牌子挂出来，谁都不敢上前买。我想我爸说过，说我母亲连着生下五个女儿以后，我爸找人算了一卦，卦上说你别着急，你子贵妻贤。既然我命挺贵，估计这肉不会害着我。我上前就买了两份，吃得那叫香。吃完啥事也没有。慢慢地，我手里就攒了三十来斤粮票。为了加快实现目标，我又买了个煤油炉子，自己做一点吃，既省，吃的又舒服。后来做上了瘾，弄得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。有一天晚上停电，我和另一个教研室的女同志合伙做面条，正擀着呢，进来一位二五眼的学员说，你们两口子做饭呢。把我们弄得这叫难堪。那女教员男人是解放军，在部队上。那阵儿党校抓了好几起作风问题。我吓坏了，那是军婚呀！可不能为攒粮票叫人怀疑上。打那儿，我又回食堂吃了。
攒足了六十斤粮票，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。我记得和我爱人刚见面时，也没啥话可说。没话找话，她说看你这身体，一定挺能吃。我马上掏出抽屉里的粮票得意地说，放心吧，我有粮票，你家需要不？我爱人笑了说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要是不够吃，我可以帮助你。我一听心里这个难受哟，早知道你有粮票，我受那个罪干啥。说完我就去食堂，买了五个馒头两份菜。同事说你不过啦。我说我不能光讲辩证法了，我得讲讲唯物论啦……
（摘自《票证旧事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，本文作者何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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